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，迅速进入我国东北击败日本关东军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。但随后，苏联为与英美等西方国家争霸，以延迟撤军来胁逼国民政府答应其在东北的政治企图，致使东北长达半年仍未为被中国接收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驻东北苏军又屡屡出现一些违纪行为，不但严重损害了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，还使中国民众，尤其是东北人民对苏联的感激之情逐渐被冲淡，并转为仇怨，纷纷盼望中国政府尽快接收政权，整顿治安。

　　1946年2月20日，东北兴安省府主席吴焕章接收兴安省（中华民国在抗战胜利后设的东九省的其中一省，简称兴）受阻，被迫折返北平。消息传来后，民众激愤不已，虽然国民党“党团事先并无主动”，但“激于爱国热诚之中立分子所发起”，重庆大学等14所大学的学生代表，除“中大以学生意见不一致，未参加罢课”外，其余的都决定“自20日起一律罢课，并定于22日结队入市区游行示威”。得此消息，对政府不满的国民党右派大喜过望，认为这是“打击中共”的好机会，并乘机挑唆。

　　此时，中共对苏联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也深感不满，从国家主权利益和民族大义出发，希望“苏联军队愈早退出东北愈妙”。可面对即将爆发的中国民众反苏运动，苏联却不以为然，除对中国政府“表示抗议”外，还再次声明：日本的“东北工业应属苏军战利品，某些工矿事业要中苏合资经营，并关切美军何时离华”，稍后又宣布把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并入苏联版图，而对自己何时撤军则闭口不谈，大有把东北也收入囊中之意。苏联的种种做法犹如火上浇油，令本已不满的中国民众更加愤怒不已。

　　1946年2月22日，来自重庆20多所学校的两万多名学生、教职员工举行游行，沿途散发《告全国同胞书》《致苏联抗议书》等，“路侧民众，皆以热烈掌声，并随呼口号，且有燃放鞭炮”。与此同时，傅斯年等20位文化界人士也借机发表《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》，要求国民政府“不得再有任何丧失国家主权及利益的行为”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。

　　但在当天重庆的游行中，由于国民政府对中苏交涉的事宜一直秘而不宣，加上国民党右派乘机造谣生事，扬言张莘夫等人乃“非法部队”所杀（注：1946年1月，中国地矿专家张莘夫等人在东北同苏军洽谈煤矿接收时，被不明身份的人杀害），将矛头指向中共。加上国民政府没有落实保卫工作，结果在“学生行列过后约20分钟”，国民党右派乘机指使暴徒捣毁重庆《新华日报》营业部和民主报社，并殴伤在场的工作人员。闻讯匆忙赶来增援的警察也在多人被打伤后，才制服暴徒，平息暴乱。

　　2月24日，反苏运动蔓延至全国各地。当天，重庆的“渔农工商及律师、会计师、医师、教育、妇女等团体”，组织“陪都各界爱国护权联合筹备会”，“通电全国各地民众响应”，要求苏军尽快撤走。之后，上海各民众团体成立了“各界维护东北主权委员会”，“举行十万群众示威游行”。其他如北平、武汉、太原、南昌、贵阳等地都举行了程度不等的游行示威，甚至连台湾也举行了“抗议苏联破坏中苏友好同盟”的示威游行。

　　国民党高层对民众的运动是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，他们担心因此惹怒苏联，令苏联转向支持中共，危及自己的政权。游行发生后，蒋经国批评“国民党一部分人在重庆大搞反苏宣传是愚蠢的”；于2月24日“回渝主持大局”的蒋介石也“对日前学生大游行，极不谓然”，次日还劝导学生“切不可轻听外间无根据之传闻，而有激昂过分之言动”，“要信任政府”。

　　中共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全国性反苏运动，除一再谴责暴徒的暴行外，也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表示：“我们与重庆学生一样关切中苏谈判与东北的现状和前途，我们确认，只有确保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”，“才是中国与远东之福”；并肯定了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：“从学生方面来说，大多数是纯洁的……是为直接的爱国心所驱使”；同时针对国民党右派的造谣中伤，指示党内宣传机构展开反击，重点打击“国民党内的法西斯反动派与特务机关”。

　　此外，中国民众运动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。首先，美国各报刊纷纷报道“东方各隅游行示威，赞中国全国的学生运动”，并批评美国政府的态度“过于缄默暧昧”，认为“东北应立即归还中国”。在舆论的压力下，美国政府感到驻东北苏军威胁到自己的远东利益，态度转趋强硬，杜鲁门表示要在“中国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，不然的话，俄国将在远东取日本而代之”。之后，英国的媒体也跟着抨击苏联拆运东北机械的行为“令人愤慨不平”；甚至连日本舆论亦深有感触地说：“中国不容任何国家之侵略……深信中国日后必将收复被各国非法割夺之土地之主权。”